向上看的学术话语(补充)——再论拿来主义 (重修订版)

前面写道鄙人浅窥学术话语的一些忿忿之言,因部分群众抱怨文字太多,我这里稍作梳理,并把一些问题更加明朗化一些。这篇文章写作的原因是2010年2月8日Com6210课上听完大家的讨论之后,回住所途中情绪激动,因而深夜成稿。

我所要指责的是两种情况。一是我们有部分同学一到讨论问题的时候就很快地转向针对问题本身所涉及到的概念分析。我并不是认为对概念的解析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我本人作为一个粗俗的摄影师的时候就一直对摄影这个概念本身的解释无法释怀。我所反对的论调,是无论什么问题都诉诸于本体论,于是乎在传播学内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几个概念的繁复而显然没有答案的争论,以至于许多真正有实践意义的问题的讨论空间被大大地压缩。学术圈子很大,不同的科学内部应该有着不同的定位。既然今天我们都身处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之中,而非处于数学或者哲学的抽象世界里,那么理所当然应该注重本学科所根植于的社会大环境当中。更进一步说,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和人本意识,而不是陶醉于对于某个逻辑结构巧夺天工的雕琢当中。逻辑是美妙的,这正是数学和哲学在人类社会中成为科学永久的明珠的原因;但坦白说,社会科学的逻辑在精巧方面却远远不如,在这种问题上沉迷的意义值得怀疑。

但是在课堂上最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某一个同学突然开始提概念提逻辑了,然后整个话语就转过去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意义和逻辑本身具有最强的辩论性,而不像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往往更注重陈述性。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无论是发起者还是跟随者,直到倾听者,都心知肚明没有答案,人人说的都没错,人人说的都不够。有良知的同学们到这个时候,心中莫不默默地喊道:完了……开始了……

恕我直言,对这种问题的探讨并不是高明的表现。相信各位在与各专业资历较深的教授们谈话时,会发现玩概念并不是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大概可以推测,这种智力行为说白了没什么意思,跟正经的社会科学研究也不是一路。鄙人不负责任地推测一下,凡事喜欢往这种做法上靠的同学,要么就是看了些研究想玩一下小聪明;要么就是之前根本没有预习没有思考,只能在题干本身上大做文章。

需要修整的是,这里提到的玩概念跟真正有意义的概念性研究是不同的。我所说的玩概念就是用各种各样美妙的逻辑,来反复说一个其实每个人心里的认知都八九不离十的项目,目的是让别人陶醉在其花哨的解释能力上。但真正有价值的概念研究,提出的不只是一个概念,而包含概念身后完整的、或正在构建的逻辑体系、话语体系乃至新的范式集合。如杨提到“情感动员”的概念,不仅是把一些长期欠缺梳理的社会因素归纳总结,而且还能够与其他重要的跨学科概念如“组织资源”等有效互动。这种概念研究是有意义的,因为学术话语渗透到概念之后,与事实与理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二是对社会科学话语范围内批判意识不足的担忧。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个学者对同行研究成果的复现和检验是非常常见而必要的做法。但是在社会科学当中,我们更偏重的是一种泛滥的拿来主义,即常常相信成文的就是正确的,数据和材料天然都是真实的。这种善良的愿望包含两个假设:首先社会科学在取证上难度较大,逻辑也并非是单纯的线性,复现检验本身可行性不大;其次我们愿意相信同行们尤其是前辈们都有着极高的道德水准和专业素养。但这种拿来主义是有害的。尤其当非量化分析被大量地引入到社会科学调研当中时,一方面更为贴近了真实,但另一方面更弱化了检验的可能性——无论是在事实方面,还是在逻辑方面。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进一步的结论可能是基于不实的描述,歪曲的论述,更可能是基于错误的情绪和语义偏向。而最后一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当我们对某个社会问题作出评价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掩盖自己的主观好恶和判断。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我反复提到了He等人针对深圳报业集团的研究成果,但并不表示我对他们的研究抱有粗暴的否定态度。He等人非常谨慎地描述了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并未把这种事实情况泛化到中国媒介的大气氛中去。但是这份研究在后来的研究引用中却出现了很多偏差,也就是我文中提到的:将一个峰值当作均值看待,用一个特例来述说普遍性的意义。在中国地区媒体环境差异巨大的现实情况下,我敢说深圳报业集团的特征可能与中国任何另外一家报业集团的特征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但这并不表示在深圳报业集团得到的结论毫无意义,我相信这些结论分析仍然能够对学界和业界认识中国报业整体环境产生非常直观而学理的影响。

补充说明一下,He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影响比较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其中引述了大量据称是该集团内部人员提供的收入水平数据。数字对于所有论证的人都有无穷无尽的诱惑力,仿佛只要是数字了,就是真实了,也肯定是客观了。当然这些数据与很多做研究的人心中不知从何而来的对新闻记者的偏见暗合,更增加了这些数字的权重。反过来说,这么多人重视这样一篇稍加思考就知道数据不能用于推断总体的文章,也说明当前中国媒介产业研究领域缺乏足够的实证材料,尤其是敏感的、与经济收入相关的信度较高的总体性、综合性数据。这种情况我前文中提到,应该归结于取证难度太大,而学术成果产量最大的硕士博士论文又基本是以个人为生产单位进行,生产能力不足以驾驭如此宏大的研究项目。

但我仍不得不提出的是,对于这篇论文的滥用,最主要的问题是很多学者有着单纯的拿来主义。而相应的,He等人也应该对自身研究的局限性作出冷静的说明。试想,如果文中对自身的普适性作出率先的自我怀疑,应该可以在很多情况下避免后来人的盲目引用。而这种懒惰的拿来主义所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是对业界了解不多的人产生一种对中国媒体从业者道德情操的先入为主的蔑视和鄙夷。当我们用着有严重感情色彩的语调来描述一种社会现象或者社会现实的时候,又如何能够秉持一种相对的客观中立立场呢?

但真正的人身批评并非是没有的。我在这里要批评周的文字,仅仅是因为他将中国记者无一例外地通称为“机会主义者”。还有一些学者,谈到中国记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收红包、没良心,仿佛这些说法都已经是无需考证的事实和天然的公理。这种大而全的说法凡是有辩证思维的人都应该质疑。而正如我文章中说的,他们这些人若不是受到狂热宗教式的蛊惑,就是怀有深刻的蛊惑他人的目的。这种大字报式的极左极右言论,不仅应该是学术界,而是应该在整个社会层面予以深刻的警觉。

我曾经是一个记者,现在是一个学生。简单说,我既不是记者,也不是学者。但是我所不能容忍的是,这么一种公然的污蔑恰似完美地遵循着学术论证的套路,影响着一个又一个对新闻工作或新闻产业没有切身体验的年轻人。这种错误的做法所传达的不仅仅是一些错误的认识,更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偏见。我们今天课堂上的学生有绝大部分都会最终走向社会。更可怕的是,因为我们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让我们比象牙塔外的人们有着更精巧的论证技巧和专业外貌。世上所有的流言都是空穴来风,而当这样一批因为一系列巧合般的错误而心怀偏见的青年走入社会,我们就正是新一届流言最卖力的散播者(见前文,话语的胜利而非真理的胜利)。

一个事实的错误可以修正,一个逻辑的错误可以调整。但是一种情绪的偏见却是深植于我们社会科学范畴内最不理性却又难于根除的因素。但是这样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着,让我们刚刚走进校门的学生总觉得学术与现实总有一点点不契合,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慢慢的,我们的学生就开始同世界上、历史上多数的好学生一样开始高谈之乎者也,对自己所倾听的、陈述的和相信的“真实”毫不怀疑,把持着一种学术话语最高的优越感,而不允许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走近生活去观察,去检验,去挑战。即便当有人凭经验惶恐质疑学术话语的时候,这种不和谐的声音也会因为不符合学术话语的格式和规则而被轻易地、“正当地”摒弃。

如果我们的眼睛都越来越向上看,我们谈论的就是一个愈发虚拟的“现实”,我们研究的对象也愈发地从它们真实的意义中脱离出来,变成了逻辑游戏的一个个与内容无关的符号。到那时,我们有什么颜面去面对仰视象牙塔而供养我们的芸芸众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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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冯唐难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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