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公民社会

今天深夜看微博,心里有波澜。起因是一位叫做吴静湜的女士:第一,她的身份认证是北京大学和谐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这个机构和北大挂在一起,让我一个北大毕业生觉得羞愧难当;第二,她发表了这样一段话:“那些紧跟在西方人后面的中国人,请停下来想想,别人给指的路真的对吗?作为中国的男人,你们在西方文明面前茫然若失,亦步亦趋,承认别人的智力高于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你们的自尊心受得了吗?”这个爱国者的调子让人下不来台。

恰逢奸党伟业90周年,我不免觉得当前的中国与90年前、乃至更早一些的五四运动时期有许多相似之处。无论国家遭遇的是外侮还是内乱,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确都处于危难当中。与之对应的是国内社会分层严重,收入差距严重扩大,贪污腐败横行无以复加。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仍然在有限的空间内按照自己的主张提出许多无法判定真伪的命题,试图为中国的未来寻找方向。

在今天的环境下,微博和私人博客的结合,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第一响应方式。在这个平台上,我觉得无论是愤青嚷嚷着要打越南,还是和谐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责问中国男人,或是这一批“消极”分子一天到晚致力于揭露和传播真历史和奸党史,统统都算是爱国者——无论盲目、自觉、乐观、消极,大家都在尝试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寻找出路。

然而,与五四运动时期不同的是,之前是血性的复兴,而今是人性的崛起。这里必须引用春秋时期杨朱的论点:“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盲目服从性的爱国即正如奸党所宣扬的一样,极端到个人就是老妈病死还开开心心去唱红歌;极端到国家则是天天给城管追着打,却自己老嚷嚷着让咱们的航空母舰来揍别人。个人以为,愤青与否即可以拿这个标准来看。

杨朱的观点看似消极,但事实上是对人权至上的朴素界定。因为若认同个人需要为天下牺牲自己的精神或物质财产,乃至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则这条规则就可能被滥用。事实上,奸党在历史上对民族资本家和其他有产者的强盗式做法,虽命名为“社会主义改造”之类的冠冕之辞,却无一不是以民族大义的面貌出来强奸个人的。而事实上,这个国家从腊肉开始就是土皇帝制,到如今乃是官僚群体土皇帝制;所谓天下国家,不过是巧取豪夺的幌子。因此,若过分相信个人牺牲,或不考虑个人处境而盲目地为国家这个巨大的特权集团暴力机器付出,都并非公民的表现。

那么,公民是什么?界定的方法很多,通俗说起来,公民就是有政治主体意识的人,即在政治方面应当具有自觉性(包括负向的,如理性排斥等)。奸党自2009年起即内部通令媒体禁言“公民社会”,可以说明奸党在内心还是把中国预期为一个“愚民社会”。在这种环境下,就要非常小心处理自己所接受和发出的言论,因为很多愚民的内容就在爱国的字眼下深深地把自诩为公民的人给蛊惑了。

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吴女士在微博上的其他言论,发现上面的引言单看起来有一定的偏颇,因为这句话貌似是在跟别人的实时争论中冒出来的,很有些情绪化。她本人也非常直接地抨击奸党当前的腐败和公信力丧失问题,同时对中国政治体制上的中央地方分层割据问题进行了批评。不知道吴女士是不是怀有一颗建设真正大同社会的心来加入的和谐社会研究中心,但我非常确定北大建立这个傻逼中心绝对是有官员意欲讨好中南海。

但我仍然要为吴女士所批评的中国男人而辩护,因为我自己往往呈现出来的,即是这样一副面孔。国家、人民、和谐这些字眼本身是中性的,但架不住被奸党一来二去地糟蹋,因此我不能说自己是爱国者,也只能说自己是屁民,同时作为一个不起眼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存在。在语言上规避这些词语,就是为了避免前面提到的信息混淆问题。至于唱衰我国,唱响老外,并非是一心自污;而是为了能够以真实而有倾向性的言论来制衡漫山遍野的自发愤青和自主五毛。

我们现在确信这个国家需要变化,但没有人能拍胸脯确保走的就是改革或是革命的路子。暴力与非暴力相辅相成,破坏与建设共同作用,这种模式中国不止走过一次,今天也无法避免。另外我们看到,即便暴力抗争已有星火之势,各方政论公开或半公开地激烈进行,但构思者与行动者尚未真正走到一起,我们所期待的尊重他人与自我尊重的社会变革尚未有雏形——对这个国家而言,修补和谐只是阻碍应有的进程,负面意见和制衡观点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一个负责的公民,可以做一个消极的爱国者。我们不是不愿建设,只是这个国家自建立之初就缺乏人性与关爱,它的成长是以少数特权者蚕食多数人的生命而实现的。唯有披露这些,扒倒这些,才能给未来的建设者们一点希望。

以当前局势观,破立相较,我以为不得不站在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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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冯唐难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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